中国国内代孕提示：什么是代孕

代孕是指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借助现代医疗技术，为他人妊娠、分娩的行为，可分为完全代孕、部分代孕或无偿代孕、有偿代孕。代孕在我国不被允许，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2001）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2004）均明确规定禁止相关医疗机构和技术人员提供代孕相关服务。

 

目前，我国关于代孕行为的规定仅停留在部门规章层面，立法效力层次偏低，无法达到规制的目的。世界各国对待代孕的态度有所不同，但越来越多的国家从保护儿童利益的角度出发，倾向于承认代孕所生儿童与委托代孕父母间的法律关系 。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代孕提供了技术支持。一些代孕母亲是迫于各种现实原因，在特定情境下经过反复衡量、取舍后作出的选择。

 

近年来，我国出现多例代孕案件，国家始终坚持代孕违法的判断，但在某些案件中将亲权与监护权二分，在无法找到代孕母亲的情况下，让有抚养能力的委托人保留代孕所生孩子的监护权。

 

代孕是较有争议的一种怀孕形式，而怀孕是全面性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指出，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全面性教育会从生育意愿、生殖权利、辅助生殖技术等角度对代孕、怀孕等学习内容进行讲解。

 

国内外有一些影视作品反映了代孕相关的话题，如中国电影《母语》，探讨了生命、情感的延续等一系列命题 。2013年，英国纪录片《代孕者》详尽记录了印度一医院中代孕母亲的真实生活经历，展现了印度代孕产业的样貌。

 

 

中国国内代孕提示：代孕的定义

代孕是指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即代孕母亲）借助现代医疗技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及其衍生技术），将受精卵植入子宫内，为他人（委托方）完成妊娠、分娩的行为。

 

代孕以男女不发生性交为前提，过程包括人工授精或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以及其他相关衍生技术。生育行为本身具有社会性，而代孕却打破了集妊娠、分娩与血缘为一体的传统母亲形象，故而引发广泛争议 。

 

 

中国国内代孕提示：代孕有哪几种类型

按代孕母亲与子女之间是否有基因关联划分

 

完全代孕

完全代孕又称妊娠型代孕或宿主型代孕，即代孕子女与代孕母亲无基因关联。代孕母亲仅以自身子宫作为载体，植入胚胎进行妊娠和分娩。植入的胚胎可分为三类：委托方夫妻双方生殖细胞结合形成的胚胎；委托方夫妇中一方提供的生殖细胞与捐献的生殖细胞结合形成的胚胎；捐献的胚胎（即与委托方夫妻无基因关联）。

 

部分代孕

部分代孕又称基因代孕，即代孕子女与代孕母亲有基因关联。代孕母亲提供卵细胞，精子可以来源于委托方丈夫或捐赠者。相对于完全代孕，部分代孕更容易引起伦理与法律争议。

按代孕是否支付报酬划分

 

无偿代孕

代孕母亲不以获得报酬为目的而接受代孕委托即为无偿代孕，又称利他性代孕。有时委托方夫妻也会进行合理补偿，但仅包括必要的费用，如孕期必要生活费、营养费、误工费、医疗费等。

 

有偿代孕

代孕母亲为获得经济利益而接受代孕委托，称为有偿代孕，其收取的费用远超过合理补偿金额。其中，不带任何帮助色彩、完全商业化的有偿代孕形式为商业代孕，常通过中介方进行 。

 

 

中国国内代孕提示：代孕的相关国际文件

2014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常设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从事父母身份/代孕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On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further Parenthood/Surrogacy Projects）初步报告。报告指出，在父母和跨国代孕领域制定一项国际法律文件十分必要且具有可行性。将来的法律文件应当实现两个政策目标，一是确保儿童获得相应的法律身份；二是保护各相关当事人的权利和待遇，使其符合国际人权标准。报告还建议成立专家小组，对法律文件起草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 。

 

 

中国国内代孕提示：代孕在中国的现状

在巨大的市场需求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背景下，国内的非法代孕行为越来越猖獗。地下代孕已发展出较为成熟的商业化模式，可进行国内或跨国代孕，甚至各大代孕中介网站基本都保证完成代孕过程的医疗机构为三甲医院，并聘请律师作为法律顾问，提供格式合同。国内创办最早的代孕网站，自其2004年创办至今。

 

目前，我国关于代孕行为的规定仅停留在部门规章层面，立法效力层次偏低，规制力度和处罚手段较弱。同时，卫生部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辅助生育技术规范》仅限定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行为，没有切中代孕行为的关键主体。若只是惩罚实施人工授精的医疗机构，其结果要么是迫使医院走入地下实施手术，要么迫使代孕者想方设法与代孕需求方直接发生性交而怀孕，故而无法达到规制的目的。

 

 

中国国内代孕提示：代孕在不同国家的现状

世界各国对待代孕的态度各有不同。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印度、南非及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和内华达州允许所有形式的代孕；加拿大、瑞典、英国、越南、澳大利亚允许非营利性代孕；巴西只允许二等血亲以内相互进行代孕；中国、日本、阿富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意大利、法国、德国、波兰禁止所有形式的代孕；其他国家则对此未作规定。

 

而对于涉及代孕所生子女的案件，越来越多的国家从保护儿童利益的角度出发，倾向于承认代孕所生儿童与委托代孕父母间的法律关系。

 

 

中国国内代孕提示：性少数群体的代孕问题

同性恋伴侣成为父母、养育子女，主要是通过以往的异性恋关系、收养、辅助生殖技术和成为已有子女的同性恋者的伴侣这四种方式来实现。其他性少数群体，如跨性别者也可以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婚姻、收养等方式成为父母。由于目前性别重置手术的水平限制，很多接受性别重置手术的跨性别者无法获得相应的生育能力。对于一些与男性伴侣结婚的跨性别女性来说，代孕可能是为数不多的能获得与配偶有血缘关系子女的方式。

 

近20年来，更多的性少数伴侣通过代孕、捐精等方式养育子女。辅助生殖技术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如精子银行、体外授精、试管婴儿和代孕，为性少数伴侣实现生育目标提供了可能性。

 

2015年，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魏伟对7个生育子女的同性恋伴侣家庭进行了访谈研究，其中有3个家庭通过代孕途径实现生育，包括国外代孕和中国国内代孕。

 

中国国内代孕提示：来自同志社群的信息分享和技术支持，也推动了同志家庭生育观念的转变。在许多同性恋亲友会上，不仅有成功当上父母的同性恋者现身说法，还会提供生育技术和法律政策方面的咨询。国内外的一些商业性中国代孕机构，也看准了这一商机，在一些城市中开展了相关服务的推介活动。

 

由于单身生育受到现行婚姻和家庭法律制度的限制，同性恋者想要生育子女，一般需要借助“形式婚姻”才能实现。除了教育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国际化，生育子女的同性恋伴侣家庭相比其他同志伴侣，拥有更为突出的经济资本优势。借助非传统生育手段，不仅本身价格不菲，还涉及法律和政策领域的“灰色地带”，应对、掌控和规避各种风险对家庭的经济和社会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国内代孕提示：除了利用相对优越的社会经济地位，克服生物、社会和法律障碍达成生育目标，同性伴侣家庭也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积极的行动策略和意义构建、营造正常的家庭生活。在为孩子选择称谓时，同性恋伴侣会采用一些命名策略以淡化血缘父母和非血缘父母的差异，并努力平衡两者在日常亲子互动中的角色扮演，尤其是防止非血缘父母的边缘化。而将非血缘父母作为法定父母的生育安排，无疑也是一个强化家庭成员亲情联系的行动策略。在一个缺乏制度性支持的环境中，同性伴侣家庭立足日常生活，建构新的亲缘意义，是这些家庭能够存在、维系甚至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今，许多国家尚未完全解决如何确定代孕子女的合法父母身份问题，但相关法律还在不断完善。

 

同性恋伴侣的生育意愿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差异。女同伴侣虽然拥有生育后代的天然优势，但是生育意愿相对男同伴侣更弱。这一方面和女同性恋与母亲两个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男同伴侣更易受到传宗接代的社会期望的影响。

 

 

中国国内代孕提示：影响代孕意愿的因素

社会因素

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产生，为代孕提供了技术支持，也为代孕需求者提供了选择的可能。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则为代孕提供了舆论可能，代孕逐渐被社会舆论理解和接受，也在客观上为代孕的存在提供了土壤。

 

女性的独立也为代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一方面，随着社会进步，女性就业和受教育的机会增加，地位也逐渐提高，更多的女性走向社会、更加独立，也能够更为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正是如此，女性才有了选择代人妊娠、生育的机会，代孕母亲才得以出现。另一方面，伴随着女性的独立，女性群体内部也在不断分化，拥有较多经济、社会资本的女性可能会以各种原因委托另一部分拥有较低社会地位或较少经济、社会资本的女性为其代孕。

 

个人因素

很多的代孕母亲走上代孕之路，是迫于创业、还债、求学、抚养等各种现实原因。可以说，代孕是代孕母亲在特定情境下经过反复衡量、取舍后作出的选择。

 

代孕之所以能持续存在并不断发展，与个人需求密不可分。代孕是新家庭结构下的夫妻或个人获得子女的方式之一，如同性婚姻、单亲家庭和不孕不育夫妇，或是因为女性不愿因妊娠而放弃事业、夫妻双方或一方身体状况不佳，也包括已有孩子的新富阶层家庭。

 

 

中国国内代孕提示：代孕的合法性研究

在我国，代孕目前仍处于完全禁止状态，但对于下一阶段的立法趋势看法不一。根据201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中删除了禁止代孕的相关条款，我国对代孕的完全禁止态度可能逐渐打破。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刘长秋认为，删除相关条款只是国家进一步立法规制代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下一步还会制定更为清晰的法律法规来禁止代孕，而“我国意在开放代孕，以应对不孕不育症患者越来越多所带来的社会压力，所以删除相关条款”的想法是一种明显误读。他还指出“代孕不应合法化，这应当成为我国立法规制代孕的基点”。

 

早在2006年，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燕玲就从法理上的无伤害不禁止原则、正义原则和人的家庭权、追求幸福的权利等方面来阐述代孕合法化的理论依据，并建议我国有限性开放代孕。基于当前的国情，我国目前仍不具备完全开放代孕的条件，代孕仅能在合理限度内合法化，有限开放代孕也具有现实必要性，其能够保护自然人的生育权和身体权，且在采取相应措施的情况下并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代孕的有限合法化范围主要指：禁止有偿代孕，开放无偿代孕；禁止亲属间的代孕，开放非亲属间的代孕；禁止部分代孕，开放完全代孕。从解决不孕不育问题的角度来看，部分不孕不育或生育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缺失的家庭确实有代孕的需求，社会各界与学者都应继续关注代孕合法化问题并尝试寻求解决办法，如建立起完善的伦理审查制度以及登记制度，以保护代孕双方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利益。

 

也有学者反对代孕合法化，认为代孕违背了人性，构成对人性的侵犯，并且会打乱社会伦理与法律关系，冲击人类社会现行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商业性代孕从客观上又会带来对代孕母亲的剥削，从伦理上的正当性乃至法律上的合法性更有待商榷。

 

 

中国国内代孕提示：代孕中的八胞胎事件

2011年底，广州媒体曝光了一则通过代孕产下八胞胎的新闻。广州一对富商夫妇久婚不孕，后借助试管婴儿技术孕育的8个胚胎全部成功，于是委托两位代孕母亲，加上妻子自身共3人，在前后1个月的时间内先后诞下4男4女八胞胎。事发后，广东省卫生、公安、计生等部门联合调查，找到了八胞胎的妈妈，她承认了代孕事实。她本人到香港产下3个孩子，另外雇佣两个代孕母亲，其中一个代孕母亲在广州某三甲医院生产。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现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八胞胎事件的超生处罚标准已经明确，除了当事妈妈生的3个孩子外，其他两个代孕母亲所生的5个孩子都算超生，将由八胞胎父母户籍所在地肇庆市的计生部门按照当地的标准，向他们征收社会抚养费。

 

 

中国国内代孕提示：香港某某集团北京非法代孕案

2013年，北京市东城区的由香港某某集团开办的北京卓越医疗美容门诊部因非法使用辅助生殖技术和代孕技术被查处，这是北京市查处的规模最大的非法代孕中介机构。

 

报道称，香港某某代孕集团违法经营6年，每年代孕200多个孩子。其中的全委托包生计划，生一个孩子需要100万元，想生男孩还要再加20万元；如果要生双胞胎男孩，还要再加30万元。如果中途流产，前期的30万也不会退还。在这样没有资质的机构进行试管婴儿手术，不受法律保护，很可能威胁到代孕母亲与胎儿的生命安全，委托人的财产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同时，香港某某集团还下设上百个代孕网站，常年招收代孕母亲，宣称中国代孕成功后将可获得17万至23万元。代孕母亲的学历、出生地等都不重要，只要身体健康就可以。集团负责人表示，代孕母亲来自全国各地，大都来自离异家庭。在这样的机构，代孕母亲受孕前后都会被集中看管，一个15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住着4个代孕母亲，并配备几名保姆。

 

 

中国国内代孕提示：国内首例代孕子女监护权纠纷案

2012年，陈某（化名）与丈夫通过代孕方式生下了一对龙凤胎，龙凤胎只用了丈夫高某的基因，没用陈某的基因，而是购买了孩子的母方基因，委托两名代孕母亲进行代孕。孩子出生后，2014年丈夫高某急病去世，高某父母起诉，要求将监护权从陈某转归高某父母。2015年一审判决认为代孕尚未被法律认可，则陈某不具有监护资格，将监护权判决给高某父母。然而，2016年6月上海某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二审改判，面对抚养能力存疑的八十岁高龄祖父母，法官突破了概念法学的三段论，基于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论据，扩张解释了“继父母子女”概念，认为孩子是高某的非婚生子女，判决让陈某以继母身份获得了代孕子女的监护权。本案的关键在于：二审判决与一审判决同样认为代孕违法，从而判断孩子生母依然是代孕母亲，但二审判决将亲权与监护权二分，在无法找到孕母的前提下，让有抚养能力的陈某获得了监护权。

 

 

中国国内代孕提示：郑爽张恒疑似代孕事件

2021年1月18日，郑爽前男友张恒发布微博，表示目前自己滞留美国，是因为需要“照顾并保护两个年幼无辜的小生命”，并晒出一张他抱着两个小孩的照片。同日，张恒朋友向网易娱乐提供孩子出生证明，初步证明孩子是郑爽与张恒代孕而来。

 

2021年1月19日，央视新闻评论指出，某明星疑似代孕欲弃养，曝光录音中“打也打不掉，我都烦死了”更令人愤怒。代孕在我国被明令禁止，其对生命的漠视令人发指：包生男孩代孕者怀上女孩会被强行打胎；胎儿如存缺陷或被丢弃......如此践踏底线，法律难容，道德难容。

 

2021年1月21日晚，《中国经营报》记者通过郑爽国内的代理律师，联系到郑爽及其母亲。郑爽承认于2019年3月份开始在美国实施代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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